日前，國家發改委聯合九部門印發《關于“十四五”大宗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的指導意見》，明確了7大類固廢的綜合利用方式，指出要建設大宗固廢綜合利用基地、加大資源綜合利用產品推廣力度等，都將為相關企業帶來利好。
E20研究院固廢產業研究中心負責人潘功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對大宗固廢利用相關企業而言，最緊要的是既能從前端降低成本，又能從后端挖掘價值，疏通消納渠道。”
“到2025年，新增大宗固廢綜合利用率需達60%，存量大宗固廢有序減少。”日前，國家發改委聯合九部門印發《關于“十四五”大宗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進一步提升大宗固體廢棄物（以下簡稱大宗固廢）綜合利用水平。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李金惠表示，《意見》的出臺是推動落實《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以下簡稱新《固廢法》）的重要體現及協同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的具體舉措。同時，《意見》明確了7大類固廢的綜合利用方式，指出要建設大宗固廢綜合利用基地、加大資源綜合利用產品推廣力度等，都將為相關企業帶來利好。
關注一：提升綜合利用水平為何如此緊迫？
目前，我國大宗固廢累計堆存量約600億噸，年新增堆存量近30億噸
大宗固廢指單一種類年產生量在1億噸以上的固體廢棄物，包括煤矸石、粉煤灰、尾礦、工業副產石膏、冶煉渣、建筑垃圾和農作物秸稈等7個品類。
《意見》指出，2019年，大宗固廢綜合利用率為55%。盡管“十三五”期間，我國已累計綜合利用各類大宗固廢約130億噸，但仍面臨嚴峻挑戰。
李金惠指出，大宗固廢量大面廣。目前，我國大宗固廢累計堆存量約600億噸，年新增堆存量近30億噸。
“堆放處置不僅占用大量土地資源，而且環境影響突出。”他說，例如，每生產1噸氧化鋁將產生1噸-1.8噸赤泥；尾礦、煤矸石、粉煤灰、冶煉渣、爐渣、脫硫石膏6類固廢約占我國每年工業固體廢物總量的80%，產生量大、處理困難，近4成不能綜合利用；建筑垃圾、農作物秸稈等大宗固廢涉及城鄉人居環境，又關乎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
但據某研究院測算，部分大宗固廢資源化處置能力也有較大缺口。以建筑垃圾為例，2019年，35個開展建筑垃圾治理試點城市（區）建筑垃圾產生量為13.7億噸，已建資源化項目445個，總處理能力3.12億噸/年，資源化利用率達22%。試點區域外，尚有22.3億噸建筑垃圾。按資源化率13%算，有近2.9億噸建筑垃圾要進行資源化處置，減去現有不足1億噸的處置能力，還有近兩億噸建筑垃圾有待資源化處置，需增加處置能力100萬噸以上的生產線近200條。
李金惠認為，《意見》的出臺，一方面是推動落實新《固廢法》的重要體現。新《固廢法》將工業固體廢物、建筑垃圾、農業固體廢物等單列成章，明確了有關主管部門，要求組織開展工業固體廢物資源綜合利用評價，強化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堅持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以及污染擔責的原則。
另一方面，《意見》也是協同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的具體舉措。
“大宗固廢具有資源屬性，是資源綜合利用的核心領域，也是部分緊缺原材料的有效補充。我國多省已無砂可買，利用尾礦砂、廢石、煤矸石等制備粗細骨料，可解決砂石資源短缺等原料問題。”他說。
此外，他表示，推進大宗固廢綜合利用，對降低資源消耗強度，“減污降碳”的意義重大，是引領“十四五”資源綜合利用產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
關注二：為何部分大宗固廢利用水平不高？
企業從源頭減少的壓力不夠，利用難度和成本較高
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就綜合利用狀況而言，2019年，煤矸石、粉煤灰、工業副產石膏、秸稈利用率分別為70%、80%、70%、86%，赤泥、磷石膏、鋼渣等固廢利用水平較低。為何部分大宗固廢利用不充分？
李金惠指出，從前端的產生環節看，我國工業產業結構仍然偏重，污染者依法負責的各項制度落實不夠到位，企業從源頭減少工業固廢的壓力不夠、動力不足、清潔生產積極性不高，導致大宗工業固廢產生量仍處于高位增長態勢。同時，大宗工業固廢大多成分復雜、來源多樣，利用難度和成本較高，部分工業固廢也不具備資源化條件，例如有些赤泥含有放射性物質。
“從中間的利用環節看，大宗固廢的綜合利用還受限于運輸半徑、適用技術、產業規模等。”他解釋，“煤矸石、粉煤灰等大宗工業固廢主要產生和堆存地在中西部地區，區域內的城市大多產廢相似、產業同質化，而建材化產品的市場需求主要集中在中東部地區，市場銷售半徑及運輸成本限制了大宗固廢的綜合利用。”
另外，從末端的產品市場看，資源綜合利用產品的出路仍不暢通。一方面，目前大宗固廢的主要綜合利用方式是建材化，相關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市場容量容易受限。另一方面，相關綜合利用產品標準尚不完善，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市場的認可度受限。
E20研究院固廢產業研究中心負責人潘功表示，目前，建筑垃圾資源化、秸稈資源化等項目的運營仍較大比例依賴政府補貼，在實際運營中，由于沒有保底量，也難以給運營企業提供入料保障，其商業模式仍在進一步探索。
關注三：《意見》給相關企業帶來哪些利好？
如何既能從前端降低成本，又能從后端挖掘價值
“對大宗固廢利用相關企業而言，最緊要的是既能從前端降低成本，又能從后端挖掘價值，疏通消納渠道。”潘功說。
比如，在前端降低成本方面，《意見》提出建立健全秸稈收儲運體系，打通秸稈產業發展的“最初一公里”。潘功認為，“這有利于降低運營企業的收購成本。在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調整、秸稈農作物資源化力度加大的利好趨勢下，‘十四五’秸稈發電項目的運營有望紓困。”《意見》還鼓勵大宗固廢就地消納，他指出，這也能有效降低運輸成本。
而在后端疏通消納渠道方面，《意見》特別強調拓寬大宗固廢綜合利用渠道，并詳細給出了7類大宗固廢的多種利用途徑。
例如，“推進煤矸石和粉煤灰在工程建設、塌陷區治理、礦井充填以及鹽堿地、沙漠化土地生態修復等領域的利用；探索尾礦在生態環境治理領域的利用；探索磷石膏在土壤改良、井下充填、路基材料等領域的應用”，李金惠認為，這些舉措可有效消納煤矸石、粉煤灰、磷石膏等歷史存量。
同時，《意見》明確要加大資源綜合利用產品推廣和應用力度，引導暢通市場出路，提出“加大政府綠色采購力度；推廣使用資源綜合利用產品納入節約型機關、綠色學校等綠色生活創建行動”。“與綠色生活創建、綠色采購等當前工程項目相結合，將有效提升大宗固廢綜合利用產品市場需求的剛性。”李金惠說。
為進一步推動落實，《意見》還提出“聚焦重點產廢行業，培育50個大宗固廢綜合利用基地和50個工業資源綜合利用基地；在糧棉主產區，培育50個工農復合型循環經濟示范園區”。
“綜合利用基地建設行動將有力推動產業集聚發展。”李金惠認為，以園區、基地為載體的大宗固廢綜合利用產業發展模式，將是未來城市環境治理的主要路徑和建設趨勢，可有效促進產業與上下游相關產業的協同鏈接，工業產業與城市治理的生態耦合，以及園區內企業間的原料和資源共享。
《意見》明確要“培育50家綜合利用骨干企業”，這讓北京金亞潤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亞潤）董事長常文光認為，“對手握‘變廢為寶’技術的大宗固廢利用企業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挑戰性機遇，企業前期對科技的投入將漸漸進入‘戰略產出期’。”
金亞潤總裁、首席技術官張勇說，此前，公司首創的綜合利用赤泥生產巖棉工藝技術，核心原料赤泥占比70%以上，既能產出綠色建材“赤泥巖棉”，又能回收單質鐵，在礦渣中高效提取鈧、釔、鈰等稀有金屬氧化物，實現對赤泥的“吃干榨凈”。這對氧化鋁行業來說，既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又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對以自然礦石資源為主原料的巖棉行業來說，也是綠色升級。
常文光認為，未來相關企業仍要依靠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發揮示范引領優勢，加快資源化、現代化產業鏈布局，推動建立高質量發展的循環產業新模式、新生態，為提升大宗固廢綜合利用水平獻力。
關注四：提升綜合利用水平還需哪些支撐？
繼續完善綜合性政策措施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常文光指出，在赤泥綜合利用方面，國家已出臺了多項鼓勵政策。比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把氧化鋁企業排放的固廢綜合利用列為“鼓勵類”項目，給予資金支持和稅收優惠；《促進綠色建材生產和應用行動方案》中對綠色建材生產和應用企業給予貸款貼息；《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和勞務增值稅優惠目錄》中明確，產品原料70%以上來自廢渣生產的防火材料、保溫材料、砌塊、墻板等，退稅 70%。
他希望能進一步完善創新相應的政策法律機制，鼓勵對赤泥等資源化綜合利用領域的綠色核心技術攻關，推動政產學研類協同創新平臺、示范基地等發揮更大作用，加速科技成果轉化。
李金惠認為，還需繼續完善綜合性政策措施，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市場準入制度等，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骨干企業的示范引領作用，推動形成上下游的關聯產業，引導行業的規模化和高質量發展。
他還提出4點建議：
一是落實新《固廢法》新增排污許可制度的要求，推動產生工業固廢的單位執行排污許可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實現對大宗工業固廢在產生源頭的精細化管理，落實企業環境管理主體責任。
二是研究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采用“產生即征收，無害化利用或處置返還”的理念，考慮擴大現有固廢環境稅的稅目范圍并設計差別化稅額，發揮對產廢企業的調控作用，通過稅收機制倒逼產生量大、堆存量大、危害性大的固廢產業綠色轉型。
三是積極推進大宗固廢綜合利用體系建設，劃定標準制定的優先級，分級分層推動，解決固廢綜合利用產品出路問題。
四是總結我國“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在大宗固廢綜合利用領域形成的可復制和可推廣的模式和路徑，進行推廣應用。
（來源: 中國環境報）
